“吹哨人”李文亮医生走了——尽管每个人都不希望他走。亿万人民悲痛、愤懑，哭送他们心中的英雄，可曾有几人想过——谁杀死了李医生？！

医学或生物学上，是新冠肺炎病毒杀死了李医生；刑法学上，李医生是“非他杀”。那从社会学角度而言，导致李医生死亡的因素为何？我们今后怎样防止这类悲剧重演？

笔者认为，“李文亮传播不实信息案”的办案警官仅对压制“哨声”，从而堵塞了民间向社会（间接向政府）警示疫情有过失，且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，他们只是为在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指示。虽然从行政法或治安管理角度，办案警官应先调查、核实、取证来证明李医生所传播信息是否虚假，之后再行处理，而不应不经取证核实程序就认定李医生“传播了不实信息”。但笔者想来——办案警官似不至于连这样基本的办案技能都不懂。结合以下事例，是否派出所只是接受指令承办李医生“传播不实信息”案？

据网传（请读者对此消息真假自辩，笔者未亲往核实）2020年1月1日，李文亮等8名“造谣者”被处理。同日，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，不得通过文字、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，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。请注意这句话——“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，不得通过文字、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，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”。

如“医生之间不许公开谈论病情，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”属实，则有关方面（笔者猜测是言论管控部门）该指示不仅违犯医疗规范，而且结合李文亮案办案警官似未遵守法定程序前往涉事医院调取“所传信息是否属实”的证据，笔者推测：有关方面衡量李文亮等8人所传信息是否为谣言的标准显然不是“信息是否具有真实性，传播是否具有合法性”，而是“你”传播这个的信息是否对“我”有害？（我宁愿相信办案警官没有去核实证据，如核实了相关患者病例、检验报告单及隔离7位患者的情节之后仍然以李文亮等8人“传播不实信息”为由处理他们，那就是为了迎合上级指示而有意办错案）。

邓小平同志讲过：“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，真真假假，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……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，尤其是尖锐—点的议论，就要追查所谓‘政治背景’、所谓‘政治谣言’，就要立案，进行打击压制，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”（见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第145页）。因此，那个年代对人民群众的言论相对而言还是宽容的。

由此，笔者建议：鉴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、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，言论管控的尺度，应是被管控言论（新闻、观点、主张等）的违法性和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，而不是“你”是否揭了我的短或“维稳”之类尺度；且不同情形的处理方法亦应不同——对极少数泄露国家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经济、科研等机密的言论，应前置屏蔽；除此之外，对其它违法言论应采取事后由涉事主体依法依规解决的原则，不应前置干预；对违反公序良俗、严重践踏公众道德底线的言论，应由相关主体给予谴责。除此之外，不应有其它标准，所谓“敏感词”审查的做法显然违犯宪法和法律，应予废止。不然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空谈，保障人民权益的宣示也是空话，且并不利于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利益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（写于2020年2月19日）